收视率九成,这样的剧得多好看?
路西法尔
回望1990年,收视中国老百姓心中最挂念的率成并非海湾战争的硝烟,而是多好那个未能修成正果的结局——宋大成没能娶到刘慧芳。
「大成」即宋大成,收视与「刘慧芳」均为电视剧《渴望》的率成核心人物。作为国产室内剧的多好奠基之作,《渴望》曾创下中国电视剧史上令人咋舌的收视90.78%收视率(尽管其统计科学性备受后世质疑),真正实现了「万人空巷」的率成盛况。

《渴望》
坊间传闻,多好该剧不仅引爆了彩电销售热潮,收视甚至在播出期间让犯罪率显著下降。率成剧中刘慧芳、多好王沪生、收视宋大成之间的率成三角纠葛,让全国观众牵肠挂肚、多好如痴如醉,使其与战争、挂历并列为90年代的「三大新闻」。
《渴望》的剧情脉络清晰:「文革」期间,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王沪生被打成「黑五类」,在工厂劳改时,车间女工刘慧芳给予了他温柔的照料。与此同时,憨厚老实的车间主任宋大成也深爱着刘慧芳。两人同时追求刘慧芳,最终她选择了王沪生。

《渴望》
婚后,王沪生逐渐暴露出好吃懒做、刻薄寡情的一面。尤其是当刘慧芳坚持收养孤儿刘小芳(实为王沪生姐姐的女儿)时,两人矛盾激化。「文革」结束后,王沪生与刘慧芳离婚,留下她独自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……
简而言之,这是一部「好人没好报、苦难集于一身」的催泪大戏。刘慧芳集善良、贤惠、隐忍、美貌与温柔于一身,汇聚了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所有美德,却偏偏遇人不淑,遭受丈夫及小姑一家的刁难。剧本后期,眼看苦日子即将熬出头,她却莫名遭遇车祸。

《渴望》
据传,《渴望》的灵感仅源自报纸上一百字的报道。创作初期,王朔、李晓明、郑晓龙、郑万隆四位主创将各种社会新闻素材堆砌其中,初稿甚至没有具体角色名,仅以「穷酸知识分子」、「默默的追求者」等代号区分。
然而,对《渴望》的解读却异常复杂:八十年代是「启蒙」时代,激情澎湃的知识分子引领潮流;到了九十年代,普通人在市场经济中追求虚幻的个人幸福,知识分子的「呐喊」显得苍白无力,集体陷入失落与茫然。
《渴望》将知识分子王沪生塑造为好吃懒做、忘恩负义、只会耍嘴皮子的形象,却点燃了大众的狂热情绪,甚至出现「举国皆骂王沪生」的现象。这种情绪在寒冬中加剧了知识分子被抛弃的无助感。
随后,知识界集体围剿王朔,批判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,引发「人文精神大讨论」,最终导致知识界的大分裂,其根源或许正在于此。

《渴望》
有趣的是,1992年王朔发表了小说《刘慧芳》,作为《渴望》的后传。故事背景设定在90年代,刘慧芳已从车祸中康复,并与王家和解。在同学会上,她重逢了多年未见的夏顺开——这是王朔笔下典型的「痞子」形象,也是新时代的弄潮儿。
夏顺开一方面贬低刘慧芳是「好人,但是无用」,另一方面又对她展开热烈追求,甚至意图强奸。
起初,集「传统美德」于一身的刘慧芳像样板戏中的正面人物一样,对痞气的夏顺开严防死守。然而,当夏顺开在大火中毁容后,伤心绝望的刘慧芳出于怜悯嫁给了他,正如当年出于怜悯嫁给王沪生一样。
许多评论据此认为:王朔塑造刘慧芳并非褒扬其「美德」,而是意在讽刺。刘慧芳是一个自讨苦吃的人物,即便重来一次,结局也不会改变。
这种解读暗示观众过于愚蠢,将刘慧芳奉为道德偶像。据说年轻人更倾向于这种观点,而王朔本人也未予否认。
如果这是事实,那么我怀疑过去二十八年来,无人真正看懂了这部剧,包括作者王朔在内。

《渴望》
破解《渴望》的关键在于:在「穷酸知识分子」王沪生与「默默的追求者」宋大成之间,刘慧芳为何选择了前者?最浅薄的解读是认为王朔在「黑」知识分子。虽然王朔不喜欢知识分子,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多不喜欢他,但二者的关系更像是「落在猪身上的乌鸦」——彼此嫌弃却又共存。
王沪生被视为「穷酸无能」、「好吃懒做」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收入偏低;随着白领阶层壮大,这种看法早已过时。至于「忘恩负义」,纯属王沪生个人品质问题,不应扩大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。
至于批判「传统美德」的说法也站不住脚。在《刘慧芳》中,是夏顺开追求刘慧芳,而非反之。既然是批判,为何夏顺开自认为「我断定你(刘慧芳)和任何人都不合适,只有我,我能作你的丈夫」?
比起固守「女德」的刘慧芳,明知「女德」虚伪却一意孤行追求她的夏顺开,难道不是更加荒唐吗?

《渴望》
因此,《渴望》的故事远比表面复杂。《刘慧芳》的情节让我想起英国电影《哭泣的游戏》:英国士兵吉米爱上黑人美女迪尔,而迪尔的前男友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,因此迪尔对吉米若即若离。在吉米锲而不舍的追求下,迪尔被打动,但在亲密时刻,吉米发现迪尔竟是一个有异装癖的男人!
吉米是直男,得知真相后不再爱迪尔。此时,迪尔却反过来狂热地爱上吉米。吉米被这种无条件的爱打动,逐渐克服了对同性恋的反感,在结局中甚至甘愿为「她」承担杀人罪责。

《哭泣的游戏》
网红心理学家齐泽克在《快感大转移》中分析该片时指出:正是爱情的「不可能性」证明了其「无条件性」。吉米并非被迪尔慢慢「掰弯」,他一直是个坚定的直男,他只是痴迷于那永远不会完满的「完满之爱」本身。
在《刘慧芳》中,夏顺开相当于吉米,纯洁的刘慧芳相当于迪尔。夏顺开鄙视她的虚伪、死板与无能,正如吉米鄙视同性恋。他绝不会真正爱上刘慧芳,他追逐的正是这种「不可能的爱情」本身:
刘:「夏顺开,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?明知道孩子们准备逃学,不但不制止,还包庇她们。今天上午我见过你两次,你只字未提。」
夏: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小芳是你的孩子呢。」
刘:「别人的孩子就可以放任不管么?别忘了这里还有你自己的孩子。什么理由不充分?逃学根本理由!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?你这样作父亲的,真让我难以置信。」
夏:「是的,我知道我错了,刚干就知道错了,后悔莫及。」
刘:「认错倒是很痛快,可危害已经造成了。不客气地讲,说你是教唆犯也不为过。」
小说中这段对话突兀且充满「上纲上线」式的「文革」用语,不符合90年代氛围。表面讨论教育孩子,实则是调情。
夏顺开非但没有「批判」这套过时的「文革」语调,反而顺从刘慧芳,逐渐被她吸引,甚至在小说后半段想要强奸她——对于在「文革」中度过青春期的男性而言,刘慧芳这种「假正经」的女孩具有强烈的精神分析色彩。
而在《渴望》中,刘慧芳不嫁宋大成而选择王沪生,婚后不顾反对坚持收养刘小芳,本质上与夏顺开非要娶她是一样的:夏顺开需要在刘慧芳身上验证自己的「玩世不恭」,刘慧芳则需要在王沪生和养女身上验证自己的「温柔善良」。
正因为王沪生在工人阶级眼中穷酸无能,刘慧芳才会爱上他。而在宋大成——这个类似《芳华》中刘峰的角色身上,刘慧芳实际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:用表面的无私奉献来控制他人。
为何「女德」这种传统观念会在最革命的年代全面复兴?考虑到刘慧芳实际上被革命剥夺了所有个人属性,答案便不难理解。她对爱情和家庭的「渴望」,说穿了就是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,竭力抓住一点可以被自己独占的事物。
如果仅将「女德」理解为男性欲望规训的结果并加以简单解构,那是相当粗暴的。对于一个已被剥夺了一切的女人(包括那些为刘慧芳流下大把眼泪的观众)来说,想要占有一点确认自我主体价值的东西,其初衷是可怜可悯的,而非愚昧无知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那场旨在消灭个性、整齐划一的社会运动,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:即使在完美的道德偶像心底,依然涌动着无法磨灭的自我满足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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